交际花

我很喜欢一句话：“战争与友谊分别是构建与摧毁的原因。”

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对于“政治”，大部分人都懂，但是大部分人又不懂。政治是人际游戏中的娼/妇，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曾见过它的本质，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见过它的本质。

它的标准实际上也如娼/妇与金钱一样简单——那就是“划分敌友”。

与贴近我们生活的其他各种组合相比，尤其是与道德、审美相比较，甚至具有的是独特的由自身为中心所展现出的特定标准。因此，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来划定基础。

这样类似的划分在道德层面上是善与恶，在审美中是美与丑，在进不到“美学”中大抵也是对称与否，而在经济学家眼中则是获利与风险。

每当我们谈论起“政治”，这种过于简单分明的界定使它本身变得不再神秘，甚至更贴近幼童的游戏。这种清晰的自明性玷污了所有玩弄这种游戏的人本身所认为的高贵性质，因而，他们将政治的本质不断隐藏，同样，也在自身布置的种种迷雾中迷失方向。

等到我们回归本源，提问道：所有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自发的便会回应：朋友与敌人。

这就是政治的定义了。

因为“朋友与敌人”与道德、审美等诸多对立相似，它们都具有独立性。此外，这种独立并非指一种截然不同的领域，而是指它既无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个对立面或不同的对立面的组合上，也无法诉诸其他对立面。

即是指：如果人们不会将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等同于美与丑、利与害的对立，或者将这种对立归咎于其他对立，那么，人们则更不易于将朋友与敌人的对立混淆于其他对立。

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是一种高强度的统一与分化、联合与分裂。它由我们的自身出发，在理论与实践中独立存在，而无需同时借助于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

政治的敌人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者审美上是丑陋的，进步中是非对称的；他甚至不会以经济上的竞争者身份出现。然而，政治的敌人毕竟是外人。

从我们自身的情感上来说，敌人容易被当成邪恶丑陋的一方来对待，因为我们的每种划分均利用其他各种划分来支持己身，政治的划分也是如此。

在道德上邪恶、审美上丑陋，经济上有害，不一定会是敌人；那些道德上善良。审美上美丽，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不一定会是朋友。

很遗憾，邓布利多之于福吉部长，是后者。

报纸上不断为审判造势，即使犯人缺席，这场审判也如山顶滚落的巨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在时间与世界的道路上前行。

真是遗憾呐。

我坐在福吉部长的位置上，盯着他那张充满敲击痕迹的办公桌出神。当部长走进来的时候，他的眉毛滑稽地在眼睛上方抽搐，嘴角下撇地盯着我。

“别这样看着我，部长先生。”我说，“至少，这不是对待一位忠诚的‘友人’的态度。”

福吉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友人吗？这位女士，您应该知道这些天我见过多少人。”

“我从不在乎您见过多少人，就像我不需要在乎站在这里的是谁。”我对他说，“当然，最好的选择总是双向的，如果无法达成我们的目的，我不介意换一个合作对象——特别是当朋友之间连姓名都无法记住的时候。”

“如果您认为这是‘朋友’。”

“如果你想投诚，女士，仅仅坐在我的座位上还不够。”部长狡猾地说：“或许，您得准备一些‘诚意’。”

“诚意！”我撑着嘴角的皮，笑了一下，“您希望的诚意又是什么？杀死邓布利多吗？先生，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举措。”

福吉没有说话，但是他的脸上却满是暗示意味。我明白他的想法。像这种无论结局如何总是会率先提出自己要求的谈判手法，在桌上十分常见。

但是，我为什么要满足他呢？第一轮的报价往往是最不可信的，它预示着：我们还能再谈谈。报价者叫嚣着，“与我再谈谈吧，我能接受你的压价”，承接者也在大喊，“别做梦了，你可不值这个价钱。”

不过，我们的生命是迂回的。贯穿到细小处，谈判也是一样。

我对他说：“您读过《麦克白》吗？”

“从未。”

“好吧，先生，我不介意将你我带入可怜的麦克白与夫人的角色。先生，麦克白是一位被欲望吞噬玩/弄的罪人，他轻信女巫的话语，至于他的夫人，则同样是一位野心家。”我趴在桌子上，晃着部长的茶壶。褐色的茶水在倒腾中泛起白色的气泡。正如同作家写的“水上有泡沫，土地上也有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