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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党项“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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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党项“羌”

当晚,慕容天水回到官署,找来史书,开始对周边部族进行细密研究。这一回,他决意一定要把这西域大漠上的部落民族了解透彻,以便发掘它们之间潜移默化的关系从而运用使之走向团结统一。

至于吐谷浑,慕容天水已对这个混合民族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接下来他所看到了,便是羌人的游牧文明。

在汉文史籍中“羌”或“西羌”有较宽泛的含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羊部》中写道:“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记载说:“羌,丁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人的活动早在商周时代即有甲骨文、金文记载。羌人还是黄河流域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至两汉时期羌人势力增强,活动频繁,尤其是东汉时期,羌人的反抗常常使东汉王朝穷于应付。羌人又往往与匈奴人(即胡人)联合起来,切断汉王朝与西域及中亚地区的丝路贸易,阻碍商道畅通。为此,两汉王朝在出兵西域、苦心经营的同时,也多次对羌人发动战争,并设立河西四郡,阻绝羌、胡交通,这种相互争夺的局面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西汉在西域的经营与管理却是很成功,丝路一直畅通无阻,但东汉就相对严峻,有所谓“三绝三通”之说。西羌人经过东汉末的起义与被镇压后,很大一部分人定居于甘肃地区,后来有的还建立了政权,如南安羌所建立的后秦(姚氏)政权。另一部分则西迁南迁,在青藏高原创造自己的文明。于是在汉文中就有羌即藏的说法,从民族成分的基本构成上和文化风貌上说吐蕃即羌,这种说法是有其一定的道理,象雄人、苏毗人也与西羌人有关或直接是羌人。吐蕃文化”之中,决定了吐蕃文明的基本特征。

党项人是西羌人的一支,而西羌人很早就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但隋唐之际党项的兴起却与宕昌与邓至二羌的活动有关,故《旧唐书》说,党项羌在古析支(青海河曲)之地,汉西羌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中原),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开始强盛。宕昌羌活动在甘肃陇西羌水(白龙江)一带,风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及殳羊毛覆盖。其国内没有法令,又无赋役。只是当战斗发生时,才相与屯聚。平时各事生业,互不来往。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猪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媳等为妻。俗无文字,但侯草木荣枯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神。北周保定四年(564年)被北周大将田弘击灭,后来在此设置宕州。邓至羌活动在今川、甘间的白水江及岷江上游地区,中心约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南坪县。传说因为三国时蜀国大将邓艾曾至此地,遂名之“邓至”。唐代的交川郡(四川松潘)之南,通化郡(四川理县通化)之北,交川、临翼(松潘、茂汶间)、同昌(甘肃文县西)等皆为其地。其风俗习惯与宕昌羌相同。他们都役属于吐谷浑。

西魏末年平定邓至羌,立宁州,后改为邓州。除一部分定居内地州郡外,绝大多数人纳入兴起的党项人之中。《隋书·党项传》说,党项东接临洮(甘肃岷县)、西平(青海西宁),西拒叶护(突厥),南北数千里,处于山谷间。唐代时对其范围的了解更加明确:东部至于松州(四川松潘),西接突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亘三千里。西南绵亘数千里与附国相连,中间还居住着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等没有“大君长”的众多部落,他们的风俗皆略同于党项,或者役属吐谷浑,或者归附于附国。

党项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组织,《旧唐书·党项传》称:“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主要有八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又作野律氏、野利氏)、房(犀)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和雪山党项,前者居于河源郡(青海兴海)一带,后者姓破丑氏,因居于雪山(大积石山)之下而得名。党项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旧唐书·党项传》称其“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生活环境相对险恶,人们以畜养牦牛、马、驴、羊为食。以产牧为业,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是为相对固定的住牧点。有饮酒习惯,“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男女皆以裘褐为衣,仍披大毡。党项人俗尚武,没有法令赋役,不事产业,好为窃盗,互相劫杀。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然是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杀仇人而后恢复常态。人们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神。在婚姻方面,与宕昌羌一般无二。在中原人眼中,“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枉,乃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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