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格洛丽亚的回忆 人间天堂

的。”他随口说，看都没看我一眼。

他究竟是不在乎我的情绪，还是以操控我为乐？他一会儿温柔，一会儿刻薄，为何关于他的一切都那么复杂难懂？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心情都很差。即便后来他给我做了一杯甜甜的香茅柠檬水，即便那天他家并没有别人在，只有我们两个，我的心情也没有好转。

两天后，我再一次前往门罗的住所，见到了他的朋友。

我敲了敲门，房间里欢腾的喧笑声、音乐声敲打着我的耳膜。

门开了，露出一张圆圆的脸。一个目光友善的男孩子笑眯眯地看着我，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朝房间里大喊：“门罗！她来了！你的小朋友来了！”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一阵欢呼声，还有门罗懒洋洋的声音：“米奇，别吓到她了。你带她进来，给她一杯冰汽水。”

名叫米奇的男孩把我带进房间，朝客厅走去。一路上，我遇到很多和他一样友好的人，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揉揉我的头发，夸我可爱。所有人都很漂亮，却一点都不傲慢，真诚地给予彼此赞美，大家相亲相爱，仿佛手足。如他所说，我很快喜欢上了他的朋友们。

乳白色的客厅灯火通明，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些年轻人在帕蒂·佩奇的《田纳西华尔兹》中翩翩起舞，另一些人三两成群，谈论着文学、哲学和音乐，有时爆发出激烈的争论——“不、不，那根本不是布莱希特的本意”“你看着吧，萨特的立场已经毁掉了他的哲学”“你以为阿尔托是在羞辱艺术吗？不，他是在羞辱观众”——他们自如地运用着那些我没有听过的名词，兴致勃勃地投入一场又一场战斗，偶尔气氛紧绷到令人提心吊胆的程度时，他们又忽然放下干戈，热情地拥抱，感谢对方智慧的启迪。

在这样的气氛中，玻璃杯摔碎的声音分外突兀。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落地窗。在那里，一个欧洲口音的年轻男人在激动地指责另一个穿亚麻套装的男人，说他的艺术装置政治意味太浓。他尖着嗓子说现在的艺术家越来越像狡猾的诡辩者，用新奇的花招把观众骗进来，然后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他们。为什么艺术不能单纯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呢？为什么艺术家不能只是让观众看到艺术的本来面目呢？“弗雷多，”他质问道，“立场就是枷锁。一旦立场先行，艺术家的注意力就会从纯粹的美身上偏离，结果只能是庸俗的垃圾！你可记得维吉尔是多么以他为奥古斯都作的赞歌为耻？你可记得他是怀着怎样沉痛的心情，命令后代毁掉那些媚俗的诗篇？”

穿亚麻套装的男人沉稳地说：“诺曼，艺术不单只是个人审美艺术的表达，它属于大众。艺术家应该承担启迪大众的责任。”

诺曼的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你必须承认有些人就是愚不可及，他们就是跨不过那道门槛！艺术是真，是善，是美，而人类肮脏可笑，所以艺术从来都不是属于大众的！弗雷多，我们说到底只是凡人，启蒙的责任太沉重，谁都承担不起！艺术家最需要的东西是绝对的自由，责任只会给自由带来阻碍！”

穿亚麻套装的男人首先抹平了发丝，彬彬有礼地要求诺曼冷静一点。他说，承认艺术属于大众不等于为了大众而创作，不能把艺术从社会中孤立出来，她一定是某个时期社会问题的反映。接着，他建议诺曼把话题缩小到电影的范围内，诺曼看起来不太乐意，咕哝着说电影算不上一门正式的艺术。弗雷多反唇相讥道：“那么，如此热爱艺术的你，又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编剧呢？”诺曼哑口无言。

接下来，弗雷多谈到了苏联，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爱森斯坦、维尔托夫的作品，他说《战舰波将金号》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诸多评论家的支持。在苏联蒙太奇学派的作品中，影像真正成为了语言，不是在描述故事，而是在表达能够反推社会变革的思想。这意味着，艺术真正的意义在于反哺大众，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让社会越变越好。“虽然《战舰波将金号》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但用电影改变现实的信念并未过时。”他提醒大家注意意大利最近一股以维斯康蒂、德西卡、罗西里尼为代表的风潮，在《罗马，不设防城市》《孩子们在注视我们》《偷自行车的人》中，导演们扛着摄影机走上街头，拍摄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景，他们没有雇佣明星，而是大量选用群众演员，抛弃做作的老式打光，彻底颠覆了过时的高雅范畴。这样，电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电影。他认为，这样的电影不仅代表了欧洲电影未来的方向，更是美国电影、乃至美国艺术未来的方向。

他的语气陡然变得严厉：“诺曼，你的问题在于，你只看得到美，这是十分危险的浪漫主义。看看纳粹德国吧！那些暴行不正是浪漫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悲剧吗？如果你只看到美，只把艺术当作美的实验，忽略了善和真，结局必然是惨烈的。的确，艺术家是自由的，不应该承担责任，但你有没有想过，观众也是自由的？观众没有必要注意我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