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汉国的催生措施

魏延说的不是笑话，刘禅确实下了这道圣旨。

如此奇怪的圣旨，少不了姜维的功劳——他给刘璿的洗脑，有了初步效果。

那是一个多月前，给刘璿讲“姜太公”的那天，因为授课时间特别长，引起刘禅的好奇。

其实，那天张皇后离开后，姜维另花了许多时间，再三叮嘱刘璿严守“姜太公故事”的秘密。

刘璿没忘姜维的叮嘱，确实遵守了。

刘禅问起此事时，他只是大讲“国以民为本”的道理。

姜维又在教他“为君之道”，刘禅暗自欣喜。

可能是一时兴起，刘禅问起“如果增加汉国的人口”。

刘璿稍加思索，没敢提“废除三年守孝”，而是向刘禅建议，鼓励百姓早娶妻多纳妾。

能有这样的建议，其实跟他的“军中见闻”有关。

准确来说，是受了关索的启发——汉军撤回永安时，关索的四位夫人全都有了身孕。

短短一年时间，四个妻妾就增加四个孩子，如果再来两年，岂不就有八个？

如果全国百姓都这样，等到十七八年后，汉国的人口岂不要增加好几倍？

这种几何式的增长方式，刘禅与刘璿算了一整晚。

张皇后、王贵人和李贵人也在帮忙计算，还是没算出十七八年后的人口数量。

太多太多了，都在怀疑算法不对。

不过，鼓励百姓“早娶妻多纳妾”的建议，第二天就在朝上议论开来。

这其实是件大事，牵涉到礼制问题。

就比如，春秋时期开始的《礼记》有规定：“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也就是说，哪怕贵为天子，纳妾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当然，不管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对此充耳不闻者不在少数。

自武帝时起，对各级官员的纳妾数量也有了限制：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功臣，最多只能有一妻八妾。

官员品级越低，允许纳妾的数量也就越少，到了最底层的“庶人”，也就只剩一妻了。

当然，对这项礼制充耳不闻的官员，不在少数。

在民间，庶人百姓中的“富户”纳三五个妾，也不在少数。

刘禅试着在朝上提出此事，没想到，满朝文武一致赞成“废除旧制”。

想来也是，文武百官全都出身士族之家，家里有的是钱。

别说三五个妾，纳三五十个也不成问题。

唯一的阻力，可能是家中正妻的反对。

如果有圣旨，那就不一样了。

至于庶人百姓嘛，由他们去好——有钱的想纳就纳，没钱的让他纳也不会纳。

当然，这道圣旨只是“指导性意见”，不具有强迫性。

为弥补这个不足，刘禅在刘璿的建议下，颁布了另一道诏令：益州八郡，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人口数量；

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郡，如果其办法适用于全国推广，如果能迅速增加全国人口，郡守可封为“公”，子子孙孙永远世袭。

这条诏令一出，朝中和地方官员无不震惊。

公！

“公、侯、伯、子、男”五爵，自周朝延续至今，能封“公”者寥寥无几。

就连刘禅的相父诸葛亮，也只是封的“侯”，而不是“公”。

此时的大汉，延续了不封“异姓王”的祖制，“公”爵就成为异姓功臣的最高爵位。

这条诏令，是在大军出发前十天颁布。

姜维看后，一笑置之。

他还是喜欢存金灿灿的金子，越多越好。

然而，姜维不在乎“公”爵，诸葛果、杨兰和柳沅却在乎。

如果了姜维封了“公”，她们就成了“公爵夫人”，万民敬仰。

经不住三位夫人的软磨硬泡，姜维只能苦想办法了。

问题是，生孩子这种事情，无法用强制措施胁迫百姓。

在姜维看来，人类其实跟动物一样：如果所处的环境太差，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庆幸的是，合并后的“新广汉郡”，相较于全国其它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肯定是地理优势。

广汉郡紧邻成都，人口密度比其它郡高得多；

近两年，既迁来四万多陇右的青壮百姓，又迁来二十万武陵郡青壮百姓，可生育的百姓占比就更高了。

第二个优势，是百姓的生存优势。

由于此郡安置了新迁百姓，刘禅免除了三年的“国税”；

为吸引更多百姓迁来，为让新旧百姓不起冲突，姜维自掏腰包，免除了原有百姓的三年“国税”；

随着北雒渠与南雒渠的贯通，还有大批的粮田被开垦出来，郡内百姓的“人均田地”又比其它郡高得多。

结合这两条优势，为让百姓“安居乐业多生孩子”，姜维咬咬牙，把广汉郡的“地税”再降五成。

在没有优良种子和肥料的三国时期，一亩上等田两季的粮食产量，最多也就三斛左右。

有了“三年免税，再降地税”的措施，百姓耕种一亩田地，既能免交一斛国税，又能免交五斗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