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故事旁边

人的脚力递送。

和直觉不同，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在驿道之上，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腰系铃铛，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直到下一铺。

根据规定，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两华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说，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每次会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非常轻松。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交接文书之后，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就这样轮换接力，铺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无须考虑休息。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二十四小时之内，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这个速度，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速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

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发时，带着的是“上不豫”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驲道驰还北京”。驲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