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疫情狂飙，市民抢购外流(续2）

（萧遥）

（接续）汪山的仕途履历极为庞杂：社科研究员、银行老总、地方大员。在政治舞台上，他长袖善舞，处理政经问题是一把“快枪手”。

1980年代初，汪山在政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农研中心是给中央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政经智慧的社科类研究机构，以后陆续走出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1980年代末，陆续任华国银行副行长和央行副行长。到了1993年，被委任为华国银行行长、华金公司董事长。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华国中央政府派遣汪山到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企的广南省担任副省长，分管金融事务。2000年初，回京担任政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研究宏观经济改革。次年11月底再度南下，到洋南省任省长，处理1990年代烂尾楼溃疡症。

而今，他被中央政务院从洋南省紧急上调晋京，委托重任抗击RARS疫情。他的官场道路，再一次走到“灭火”的关键路口。

一路顺风顺水将近20年仕途，汪山得到外界公认的好名头：救火队员。他处置金融问题当中，令人拍手叫绝的是广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南信）破产案。当年，对分管金融事务的广南省副省长汪山来说,最严峻的考验是怎样化解全省非银行金融机构1000亿元支付硬缺口的难题。其中，南信严重地资不抵债，拖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高达数十亿美元。无奈之下，1999年2月，南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外国债主们可不买账，像异国电影《秋菊打官司》一样，坚决要讨个说法。否则，南信破产一死了之，欠的债谁偿还？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内外部激烈争论中,汪山断然拿出一份南信破产重组方案。对此，汪山顶着压力周旋。不愧是金融行家，他以理服人斡旋双方关系：南信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而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性信用，华国政府称之为“窗口公司信用”。随着经济发展的步子跨度增大，“窗口公司信用”内涵已经变化，“政府概念”成分逐渐减少。

最后，南信破产案顺利执行，汪山主导的清盘结果使得境内外债主们满意接受。此外，在越海债务重组案中，他再度显示出深厚的金融功力，被外界评价为“有理、有力、有节”。

不久，他妥善处置广南省843家农金会、150家城信社、28家信托公司、48家证券营业部,涉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200多万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了化解广南省金融风险的“三步走”战略。在华国政务院和广南省政府的领导下,汪山副省长以一天一个亿的速度,用3年时间全面化解了巨额内外债支付缺口,制止了企业滥借、银行滥贷,厘清了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防范了道德风险,捍卫了广南省人民的经济利益。

其实，贯穿在他畅通仕途的是实事求与雷厉风行地做事风格。言出必行，驷马难追。说实话，必须干实事。1980年代末，汪山在京西市一次刚工作谈话中说：“我们当官的，必须服务老百姓。我们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磨洋工。依法做事，免不了要付出代价，不要怨天尤人。这就是政界现实，因此，我主张只有干事才能既锻炼干部队伍，又能摸清实情。”

汪山办事，除了脚踏实地，还出名的心细。每临大事有静气，每临小事不马虎。他干事不但从大处着眼，而且注意由小处着手。抓大事之余，这位领导爱也关注细节。他忙于繁冗的工作，不忘心细如发。

2000年底，汪山再从华国中央部委南调，当洋南省省长。他不喜欢死守在办公室，认为瞧不出小事。他的老同事李生说，老汪喜欢下基层。到洋南省一个多月里，除了在省冬季农产品交易会上说过一句：“我宣布，交易会现在开幕”，汪山省长基本没有公开露过面。可是，他没闲着，短短一个月，几乎把走遍了洋南省，细致地调研最贫困的县市，察贫送暖。

那时候，洋南省还没有真正1990年代的房地产开发泡沫中恢复，烂尾楼问题集体暴露，导致全省的经济发展方向模糊不定。为此，汪山花了大力气处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难题，接着为洋南省确立了“生态立省”工作方针。他提醒当地当官的，这个口号不是提出来就完事了，需要周全考虑每一个细节；我们决定搞神态省建设，禁止农民砍树，必须想办法解决农民的生活能源问题。如果用沼气替代木材燃料，就要考虑补助农民建沼气池的钱，供应的水泥合不合格，灶具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这些燃料替代更换项目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一旦没处置好，会衍变成影响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他任期仅仅4个半月，便在洋南省老百姓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他告诫当地各级官员，可持续发展是本省GDP增厚的生命线。

回溯以往的官场路，汪山趟过许多“雷”，华国高层领导很信服他。大伙认可他待人实诚，不吹牛说老实话。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