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崇祯的无奈与智慧
便轻信了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之策,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 不仅“五年平辽”化为一场空谈,国内更是烽烟四起,贼寇肆虐,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 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成为其附庸。 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改元建国,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 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他因此而几异阁臣,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 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 但作为皇帝,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 他也就只能“矬子里拔大个”,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 因此,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大有知音之感,顶着朝臣的非议,将其提拔重用,更是对其无比信任。 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既想用他,又要防他,处处掣肘,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 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 崇祯皇帝心中明白,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但其不是东林一党,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几年里,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更是其对于东林党,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 治国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诚悄然出现,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凛冬中的一丝暖意,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 因于此,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 其实,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所以才未加干预。 早在继位大统之初,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然一切却事与愿违。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派到各处关键地方,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 当然在一时之间,很难将锦衣卫、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恢复到其鼎盛时代,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还是有所布置的。 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 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但他们已无暇顾及。 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当然,对于这一切,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 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 此前,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 为此,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却大失所望。 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以备干城之用”,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能够连中六箭,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难堪大用。 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 朝臣昏聩不忠,只知党争政争不断,武将个个贪财,又怯弱不能战,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张诚却恰恰